内需成为我国经济的稳定之锚。
8月21日，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已作优化完善，并自8月1日实施，核心调整包括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及提高额度上限三方面。
具体为：企业端，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纳入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范围，将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大幅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居民消费端，更加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每名借款人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升至每年5000元；此外，政策经办机构范围从此前的约100家大幅扩容至约400家，广泛覆盖城乡经营主体。
财政金融稳增长，近年来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11.89万亿元，创历史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10.42万亿元。今年以来，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1~7月两项促消费政策累计支持居民消费约1.88万亿元。
结合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财政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托底作用。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限额以上的通讯器材类同比增长20.4%，稳住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态势。
当前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已成为经济稳增长的标配，这些政策的持续增量加力，是经济稳增长的必要保障。同时，也必须正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的作用，其更多是为经济结构转型、增长模式向内需驱动换挡腾挪可行空间，内需驱动最终需要的是制度变革释放出的内生活力。
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国经济爬坡过坎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要解决这道难题，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财政货币协同促内需的系列政策，如同是医院急诊室的灵药，其最大作用是救急，药不能当饭吃；若将其当作保健药品甚至食物等来使用，则将是一种调控工具的选择错配，其可能带来的是经济体系的定价信号和风险管控信号的紊乱。因为财政金融政策这一外力，只有在有效激活经济社会内生活力之后，才能在边际效用上具有正收益。
同时，应正视促内需的本质内涵。财政金融系统的促内需政策，不是单纯地对现有产能的消化吸收，而是激发全社会需求偏好的有效释放，帮助人们更好地、更低成本地释放自身的需求偏好，其本质是需求满足导向，而非为供给找寻销路。
当前经济体系内的问题，并非供需在交易结构、信息结构等方面面临较为复杂的匹配成本，即不是有效购买力与有效供给能力的搜寻匹配问题，而是需求偏好的有效释放问题，以及有效供给的随需而变的问题。因此，当下尤为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人们低成本、高效率地释放自身真实显示偏好，这是内需不畅、消费不振的原因和症结。
市场中个体真实显示偏好释放的不充分，目前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效购买力和未来贴现能力不足。7月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将消费集中于必需品消费，直观的原因就是有效购买力不足，这并非人们积蓄不够，而是其可支配的自由资金不足这其中原因较为多样，如对当下岗位可持续性的焦虑，对未来缺乏安全感，自身财产贴现能力下降，以及对未来赚钱能力缺乏信心等。
二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障能力。消费者合法维权的真实边际成本偏高，是影响人们消费的重要原因，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完善透明性担保机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保护经济社会各方的合法权益，如设置更能降低消费成本、提高个体真实偏好保护能力的集体诉讼制度、辩方举证制度及争议和解制度等。
为此，财政金融促内需政策要实现激活内生活力的效果，不仅需要财政贴息额度等的提高，更需投资于人的财政支出结构转型。这需要有关方面将施力方向，更多聚焦到如何完善经济社会的防护型保障体系和透明性担保机制上。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内需是经济社会体系自内而外释放出的一种对满足的诉求，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解的是燃眉之急，旨在为激活经济体系内的内生活力提供更多空间。因此，标本兼治促内需，需要打造的是一个欲取先予的交易文化，这需要为消费者提供自由交易和合法权益维护的有效空间，以及为企业提供更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和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让消费者和企业的真实显示偏好都能得到善待，并加以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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